郭林妮
我的母亲韩育琴（乳名灵爱），1922年7月31日生于山西省安泽县（现名古县）一个小山村充满慈爱的家庭。爱国、开明、兴学扶贫的外祖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赞成从洪洞县玉峰山普润中学（女生部）辍学的母亲弃笔从戎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战争。1938年母亲参加八路军离开家乡后，外祖父曾长途跋涉到八路军在沁县的联络处去看望过母亲，母亲没想到，那一次却是她与外祖父的最后诀别：在县城沦陷后，回到山村务农的外祖父在母亲离家4年后的1942年遭到“扫荡”家乡的日军逮捕，被认作是为八路军做事用刺刀戳了十数刀将其残忍杀害，一并惨死的还有母亲的大弟。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母亲回家乡探望才得知这一切，更坚定了母亲投身革命的信念。
弃笔从戎 参加革命
母亲的革命生涯，由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学生服务团起，初期先后在抗日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工作团、县自卫大队、八路军太岳游击队、沁县八路军工作团、太行山剧团、长治民族革命鲁迅艺术学校（即鲁艺）、平汉线剧团学习和工作，历任文书、剧团艺术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等职。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华北许多大中城市相继沦陷。在侵华日军的蹂躏下，人民流离失所，抗日怒潮席卷全国。当年八、九月间，安泽县在青年学生何启永的发动下，成立了抗日救亡学生服务团。母亲与20多位中学同学参加了抗日救亡学生服务团。随后，安泽县牺盟会领导成立了“抗日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工作团”。在赵子岳同志的动员下，她们全部转入了这个工作团，赵子岳担任团长。到10月，邓肇祥（后改名邓辰西）、韩芝琛等同志来到安泽县。韩芝琛任县牺盟会特派员，邓肇祥任县长。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很快建立起本县的自卫大队宣传队，赵子岳同志任队长。
母亲回忆，在这几个月她们主要是学唱抗日歌曲，排练抗日戏剧《保卫家乡》《打倒汉奸》，在县城内外的主要村镇进行巡回演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汉奸走狗可耻的卖国行为，动员各阶层人民参加和支援抗日战争。当时安泽县人民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各种抗日组织和抗战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各级抗日政权也很快建立健全起来，形势一派大好。宣传队队员虽然没有武器装备，但每人都身穿灰布军装、腰系皮带、打上绑腿。女同志都剪成短发，和男同志一样操练，还在夜间集合进行爬山行军训练。那种团结、紧张、爱国热情高涨的气氛，母亲一直记忆犹新。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进步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感到恐慌。1938年3月，国民党83师突然开进县城，企图颠覆抗日政权。县长邓肇祥等同志被他们扣押。宣传队接到紧急通知，连夜和牺盟会部分人员撤出城外。紧接着日军逼近县城。母亲即与李之升、杨树棠、王春龄、李之观、乔书泽、张启濂等同志一道参加了八路军太岳游击队。当时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游击队转移到安泽县政府临时所在地和川镇一带。母亲在李之升等同志带领下开展民运工作，为八路军征集公粮，扩大游击队武装。八路军129师在决死队及其他各友军配合下，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捷报频传，群众更加积极参军、参战、捐献公粮。
1938年四、五月间，日军向豫北方向逃窜，粉碎九路围攻的战斗胜利结束。八路军野战总政治部民运部裴世昌同志又将从安泽县来的同志调出来，男同志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女同志都留在沁县八路军工作团。9月，母亲和乔书泽、张启濂三人参加了太行山剧团，时年母亲刚满16周岁。
进入剧团 宣传抗日
经过在群众抗日救亡活动中一段时间的磨练，母亲不仅爱国抗日热情更加高涨，而且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到底才有出路。到了太行山剧团以后，母亲换上了新军装，佩戴了“八路”臂章。剧团红色软缎幕布上绣着“太行山剧团”五个金黄色大字和巍峨的太行山图案。这一切都使母亲感到非常兴奋。特别是剧团领导都很强，团长赵洛方，副团长王炳炎，政治指导员赵迪之，副指导员袁靳，艺术指导员洪荒（阮章竞）。他们都是来自北京的大学生以及“抗大”或“华干”的毕业生，而且都是共产党员。在这里，他们不仅讲述抗日救国的理论政策，而且还组织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论持久战》等。当时，尽管母亲的理解能力有限，但在党的教育下，她开始懂得了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还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经过短期学习后，母亲投入紧张的排练演出中。全团十几名同志中最大的不过二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大家都是白天行军，晚上演出。演完后，就在群众家里或破庙中住宿。她们吃的和老百姓一样，大多是小米、土豆，一个月中有一两次改善生活才能吃到点儿荤菜。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个人叫苦，不论在行军还是在演出中，经常能听到嘹亮的抗日歌声在耳边回荡。究其原因，除了抗日热情激励着大家外，剧团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从领导到团员，大家都互相关心、互相体贴。常常是年龄较大的帮助年纪较小的，身体较强的帮助身体较弱的。有一段时间，母亲体弱多病，赵迪之同志就像大姐姐一样给予了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帮助。
从剧团的装备方面来讲，当时只有两盏汽灯，道具、服装也很简陋，演出时常常就地取材，借老乡的新旧衣服、桌椅板凳代用。乐器也只有一套锣鼓和简单的民间管弦乐器，但当时她们还觉得挺好。演出的剧本大多是剧团的同志自己编的。只要拟定一个故事情节，再自编一套台词就行了。如《打鬼子去》《八百壮士》《巩固抗日根据地》《农村曲》……有些比较成功的短剧本《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也常常在街头或舞台上演唱。总之，那时候的演出条件虽然很差，但却能够和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联。所以每次演出都能起到教育群众的作用，在群众中引起共鸣，从而深受群众欢迎。这说明了文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太行山剧团不光是演出，还在所到之处帮助农村建立农村剧团，开办农村俱乐部、夜校、识字班，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激发农民的抗战和生产热情。母亲在参加剧团半年左右的时间内，随团在长治、襄垣、黎城、武乡、辽县（后改为左权县）、榆社、和顺、昔阳及冀北地区邢台、赞皇、元氏、内邱等地给当地群众和部队演出，深入农村做群众工作，这不仅使母亲对农民的生活和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并和他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而且对自己的思想还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939年春天，团领导决定让母亲和鲁林同志到长治民族革命鲁迅艺术学校（即鲁艺）学习。经短期集训后（大约在同年4月），母亲和鲁林同志即带着从冀西来的、在民革艺校学习的张继昌和十几位在太行山剧团学习的小同志，从长治紫坊村出发，经长途跋涉到了河北省邢台县宋家峪村（太行一地委驻地）。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领导骨干和从邢台来的一些学生，正式成立了“平汉线剧团”。团长是张大弓同志，副团长兼宣传队长是鲁林同志，政治指导员是蔡濂同志，母亲担任剧团艺术指导员。实际上，这个剧团就是太行山剧团的一个分团，学习、生活、演出等活动基本上都是仿效太行山剧团。演出的话剧、歌曲、舞蹈等节目也大多是从太行山剧团学来的。这个剧团先后在邢台、赞皇、沙河、临城、元氏、内邱等地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受到地委宣传部长高扬同志（后任地委书记）的表扬。母亲在剧团的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政治和业务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母亲在参加革命的第二年（1939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12月，经组织决定，鲁林同志和母亲又回到太行山剧团。在辽县麻田镇，母亲见到赵子岳同志，当时他已担任太行山剧团副团长；还见到了政治指导员赵迪之同志，她们在一起过组织生活。之后，太行区党委又决定调母亲去129师先遣支队政治部的宣传队工作，任政治指导员。
革命火种 烙印心间
虽然母亲在太行山剧团（包括在平汉线剧团）工作仅一年半时间，但这段时间却是最难忘怀的。
太行山剧团，从1938年5月诞生，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经历了七年多时间的战斗历程。她的足迹踏遍太行山的山山水水和无数乡村，是抗战与革命的火种，所到之处都点燃了革命的烈火，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和支援革命战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太行山剧团自身的发展和壮大，还为党和国家培育出很多优秀干部。母亲就是在她的哺育下逐步觉悟、成长和提高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母亲深深地感觉到，太行山剧团是她的启蒙学校，剧团的很多同志都是她的良师益友，使母亲从一个年轻幼稚的青年成长为一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战士。
母亲于2014年7月3日去世，享年92岁。她从太行山区南下到皖西地区开展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生辗转多地，担任多种职务，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廉政为官，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服务。即便在“文革”时期遭受冲击，被拘禁、挨批斗、扫厕所、受凌辱，历经磨难的母亲具有坚韧不拔的品质，仍然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员的初心。她最爱的歌曲是《在太行山上》，直到失智的晚年，她还能清晰唱出“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太行山剧团在母亲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来源：《文史月刊》202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