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专列已进入了湖北地界。这是和他老家湖南以800里洞庭湖为界的。在春秋战国都属于楚国，是底蕴丰厚的楚文化的发祥地。这是苗族、土家族、华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交流、产生了巫文化融合华夏文化的结晶。老子的哲学、庄子的散文、屈原的楚辞、贾谊的汉赋，都是楚文化的代表，滋养着两湖一代一代的有识之士。而近现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学术领域中卓有成效的人物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谭嗣同、杨度、蔡锷、张之洞、黄兴等也深深地影响着两湖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为救国图强而前仆后继地奋斗……
雄踞长江、汉水交汇处的武汉，久有“九省通衢”之说。“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肥，右连襄汉，南北二途，有如绳连。”曾国藩也认为，“论天下之大居，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四川之饷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古代的不说，光近现代史上，太平军三克武昌，威名远震。1911年的武昌首义，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兵分三路攻打武汉。抗战初，中日两国在武汉会战。尤其是1949年的百万雄师过大江，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武汉东的团凤至九江以西的田家镇间横渡长江突破蒋军防线，分兵迂回武汉，在隆隆的炮声中，武汉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想到这里，在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不易为人觉察的笑容，这是胜利者的笑容…
16日夜11点45分，一列从北京开来只挂了三节车厢的特别列车停靠在汉口大智门车站。
早在月台等候的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领导人李先念、李雪锋、王任重等人，快步向列车走去。车门打开，毛泽东披着一件军大衣，头戴黄呢帽，笑微微地走下来。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快步向前，向毛泽东问候。毛泽东伸出大手与李先念、李雪峰紧紧握手。当毛泽东与王任重握手时，李先念向毛泽东介绍：“河北景县人，姓王名任重。”毛泽东听后，脱口而出“噢！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同时自言自语地说：“任重，对啊，任重而道远。”
今天是农历正月初三，武汉人民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毛泽东一行几辆轿车，经中山大道、一元路、三阳路向中南局招待所所在地——花桥驶去。毛泽东透过车窗，凝视着这熟悉的街道和两旁的建筑。26年前，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八七会议后，就离开了武汉回湖南组织了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进军。26年后，毛泽东又回来了，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武汉是毛泽东早年投身革命的政治大舞台。也许是地理与历史的原因，更因为同受楚文化的熏沐其深，中国第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董必武、陈潭秋、萧楚女、恽代英，都是两湖的有识之士。早在20世纪初，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理想，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8年8月份，毛泽东与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20多名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乘船沿湘江北上，经洞庭抵岳阳，从城陵矾顺流东下，到达汉口。也是在这里，在大智门火车站乘车赴北京的。从1918年至1927年，毛泽东八次来到武汉。
1926年秋，当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年底，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的毛泽东，也来武汉考察长江流域农民运动，筹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认为：“全国农运除广东省外，应以湘、鄂、豫、赣4省为重点。其次要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全面展开。”毛泽东拟在武汉设立办事处，“以指导这些省的农运工作”。这时，全国农运蓬勃发展。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已由秘密转入公开，风起云涌，已成燎原之势，全省贫协会员已由9月份的90万人发展到11月份的136万人。
对待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有人公开指斥为“糟得很”，中共领袖陈独秀也批评为“过火”了，已影响到国共合作关系。在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在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中，认为当前主要危险是农运的“左”和反苏反共的右，这一“左”一右会破坏国共合作。提出既要制约日益膨胀的蒋介石的右的势力，又要抑制农运的过火行为，把农运与蒋介石相提并论。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的政治主张。12月17日，离开武昌，回到了生予斯长于斯的三湘四水，开始了他一个月的农村考察。从1927年1月4日开始，毛泽东对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进行考察。2月5日，新春佳节，毛泽东闭门谢客，在长沙望麓园，开始整理五县的材料。12日，毛泽东回武昌，把自己关在都府堤41号家中，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进行写作。20世纪中共党史上第一篇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阐述农民运动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诞生在这栋青砖灰瓦的晚清民居式建筑中。这篇闪烁真理光芒的农运《考察报告》，对方兴未艾的湖南农民运动大声赞道：“好得很！”“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几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预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3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先后进行了选载和全文转载。4月，汉口长江书店出版了瞿秋白作序的单行本。5月、6月，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转载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刊登的《考察报告》。尽管《考察报告》一问世，就遭到陈独秀家长式的非议，但有眼光的政治家、马克思主义者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在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亿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称赞《考察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共产国际》杂志评价是：“在迄今为止介绍的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
在都府堤，毛泽东根据湘潭佃农张连初提供的农村资料，写成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书，颇为从事农运的革命者所注重。三四年后，毛泽东在江西，跋山涉水，走镇串村，向农民作调查，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著作。这种以数量统计为基础，对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的调查，揭露了中国农村重租制度的罪恶，得出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和正确的斗争策略。这种对农村、农民的调查方法，几乎伴随毛泽东一生。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和《对全国农民宣言》．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成立了毛泽东、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五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4月19日至5月6日，中央土地委员会连续开会讨论农民土地问题。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彭湃、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夏曦，国际共运代表鲍罗廷以及湖南、湖北、广东、河南、山东等15个省区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争论十分激烈。对土地委员会所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国民党领袖谭平山、孙科持否定态度，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曾任孙中山先生的顾问鲍罗廷等在原则上赞成“没收了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但又说，原则还不能马上实行。他们强调解决土地问题，需要先有农民政权，需出国民政府农政部规定具体办法，由各省根据当地情况实施。徐谦、夏曦等又提出不同意见，一直到5月6日的最后一次会议，谭平山说：本案须经中央批准，始能决定可否发表，现在暂不发表。汪精卫说：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之后，全国未统一，只熊试办。
看上去，指望国民党自上而下地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在土地问题上，与毛泽东也意见相左。因能见不同，毛泽东、陈独秀逐渐疏远，最后在武昌分道扬镳。
4月4日，毛泽东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有来自全国的800多位学生到农讲习所来接受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开展农民运动的教育。讲所校舍简陋，生活艰苦，但担任农讲所讲课的教师却都是中国第一流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李立三、瞿秋白、张太雷、彭湃、方志敏、郭沫若、李达、邓初民、李汉俊、何翼人都曾来这里讲授过。
这时，正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全国、湖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农村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活动甚嚣尘上。非法拘捕和杀害农协领导和农运积极分子时有发生。对此，毛泽东力主以牙还牙，以革命的武装打击反革命的武装。继2月27日，阳新县发生县长、公安局长纠集洪门会徒百余人围攻国民党党部、县农协，用煤油活活烧死省农协特派员成子龙等九人事件后，麻城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的反动土匪不断捣毁农会，屠杀农协会员，围攻县城。中共湖北区委向毛泽东请求救援，毛泽东派王树声率200余农讲所武装学生同湖北省政府警卫二团一起，赴麻城一举平息了暴乱，震慑了湖北的土豪劣绅。当夏斗寅在宜昌政变后进攻武汉时，毛泽东又组织了部分农讲所学生在武昌城内同武汉军分校学生一起戒严。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毛泽东的农讲所，培养了一批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他们如火种撒遍了全国农村大地。
6月24日，中央决定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7月中旬又调中央，指导湖南省委工作，策划秋收起义。
8月7日，毛泽东来到汉口三教街41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闻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并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的论点，对党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提出了批评意见。会后，瞿秋白请毛泽东去中央上海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12日，中央任命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述一起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正是从武汉踏上了武装斗争之路。
一个月后，湘、鄂边界爆发秋收起义，10月27日，他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的正确之路，诞生了中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自此后，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华大地，在山山水水中燎原。
毛泽东在武汉的革命活动，是毛泽东28年民主革命的光辉起点。武昌同长沙、广州一样，是毛泽东1927年前政治活动的主要舞台之一。在这里，毛泽东撰写了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里，毛泽东主办农讲所，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农村革命的人才；在这里，他参加八七会议，提出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在这里铸造了他人生的光辉篇章……
26年后的现在，又回到了武汉，毛泽东内心的激动、兴奋，如长江的浪涛，汹涌澎湃。想当初离开武汉时，心情苍凉，壮志未酬；现在，经过28年的浴血战斗，新中国已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
汽车突然刹车，李先念的红安话：“主席，到了……．”把毛泽东从历史的沉思中惊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