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山清水秀的武昌东湖之畔的中共湖北省委招待所——东湖客舍，是一座庭院式的别墅。上个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生前巡视南方、视察湖北的驻跸之地。
1956年5月31丑，毛泽东从广州经长沙来武汉首次畅游长江时，王任重就将毛泽东从汉口花桥的武汉市委招待所接到新建成的巨树参天、浓荫蔽日的东湖客舍。自此后，直至1974年9月，在这前后漫长的18年中，毛泽东每次来湖北都下榻于此。这本40万字的《梅岭》，就是客观地、真实地记述政治家兼诗人毛泽东在这里的工作、学习和体憩的片断。
但毛泽东并非怡情青山绿水，也并不沉醉于鸟语花香中。而是日日夜夜地考虑着国家的大事，昼夜不停地工作着，十分敏锐地注视着国内外政治动态，凭借党的力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自己的智慧，屡屡化险为夷，使共和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由于毛泽东常在此居住，东湖客舍就决不是通常的体闲别墅，中国政坛的党政要人、省市领导，外国的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著名人士都常莅临、光顾。这时的东湖客舍，冠盖云集，随员景从，轿车如梭，极一时之盛。每当华灯初放，更是气象不同。在这里，曾经产生过一些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发生过党史、国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东湖客舍，这几栋庭院式的别墅，往往平静于外，惊心动魄于内。人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去观察发人深省的党内斗争，去观察国内政坛之变幻，国际风云之激荡；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认识毛泽东，走近毛泽东，了解毛泽东。
1956年，也就是毛泽东首次住进东湖客舍的那一年，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人意外地成功，使踌躇满志的毛泽东更增强了自信，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伟大事业，特别是几亿农民的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过是党中央开几次会议，政治局作几项决议，《人民日报》发几篇社论，就可以敲定的，不相信“搞工业、搞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他亲自挂帅，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领导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建设。
1956年5月31日，63岁高龄的毛泽东，首次跃入长江，搏击风浪，一小时后，飞流直下30里！以“今日得宽余”的从容潇洒，写下了千古名作《水调歌头·游泳》。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描绘了令人神往的三峡工程图景，让孕育中华民族文明的长江，以新的方式造福人民。自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毛泽东与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游泳有了割舍不断的爱恋。1958年9月南巡大江南北时，在武汉曾七次横渡长江、一次畅游东湖。至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曾18次横渡长江，其中有15次在武汉。他在畅游长江后总结：“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他说：“中国江河这么多，能不能都利用起来游泳？全国有六亿人口，能不能有三亿人口来游泳？”他说：“长江不是很大吗？其实大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像毛泽东这样的高龄，像毛泽东畅游长江的伟大气魄，这在中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58年后，为了探索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探套几亿农民如何走互助合作、集体富裕之路，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多次召集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进行调查研究。1959年，当人民公社、大跃进出现严重偏差时，毛泽东在这里发出了刹住“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的指示，检查和纠正了“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解决党、政府和农民的紧张关系，认为人民公社“两种核算意见比较，还是以生产队核算好”，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制，拨正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航向。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盛赞具有革命传统的红安县干部“为革命科学种田，这个办法好得很！”1966年7月，对前来武昌东湖客舍请示召开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国家计委、林业部的负责人指出：中国农业机械化要走以社建站的刘集道路。
在东湖客舍，毛泽东多次听过王任重、张平化、王延春关于湖北省工作的汇报，听过李一清、韩宁夫、史梓铭关于武钢、武重生产建设的汇报，听过林一山、曾思玉、张体学关于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二汽、江汉油田、焦枝线和湖北农业生产的汇报。1958年9月份，居住东湖客舍的毛泽东冒着酷暑高温，频频视察武钢、武重、武汉大学、大冶铁矿、大冶钢厂，观看过武钢一号高炉、三号焦炉的熊熊铁水和通红的焦炭。他关注着江汉油田、二汽、焦枝线、襄渝线等三线建设。一座座高炉，一座座工厂，一个个井架在长江之滨、汉水流域崛起，一条条铁路在荆楚大地、鄂北的崇山峻岭迅速延伸，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书写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带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摒弃了苏联老大哥的模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决心把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56个民族、六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然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搞现代化，毕竟是一场亘古未有的事业，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和模仿。1958年4月份，毛泽东继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之后，在武昌会议上继续反反冒进，将燥热的空气继续升温，使人们的头脑热得发昏，使行驶在波峰浪尖上的共和国巨轮驶向了布满暗礁的急流险滩。当超越历史阶段，鼓吹绝对平均主义的人民公社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时，1958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再次召开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大声疾呼要“压缩空气”，要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反对“一平二调”。毛泽东说：“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在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农村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允许农民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可以养猪养羊养兔，开放农村集贸市场等。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这里，派出了他信任有加的秘书田家英率调查组赴湖南调查，寻找解决农村困境的出路。
继8月份北戴河会议确定炮打金门、马祖后，1958年9月份，当美国出兵中东，盘踞台湾的蒋介石蠢蠢欲动、妄图反攻大陆时，南巡到武汉的毛泽东复信周恩来、黄克诚，毛泽东在复信中提出了军事炮击上实施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战略战术；何时打，何时大打，何时小打，毛泽东都有具体说明；在外交上确定在一周内实行“火力侦察”，导演了中外军事史上、外交史上具有东方人智慧的壮丽话剧。后来．毛泽东又在东湖客舍起草了《三告台湾同胞书》，作为脍炙人日的《告台湾同胞书》的续篇，奉劝蒋介石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警惕美国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三告台湾同胞书》尽管因形势发生变化未公诸于世，但毛泽东的预见、毛泽东的睿智，载人了史册。
在1958年11月至12月初召开的武昌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对关于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点的攻击和诬蔑，于12月1日晚上奋笔疾书写出了又一篇马列主义文献，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从哲学高度进行了阐述和论证。毛泽东从1958年的郑州会议后，率领全党进行纠“左”，这次武昌会议的主题也仍是纠“左”。但他内心深处留恋的还是平均主义和农村乌托邦。所以这场纠“左”最后以庐山会议“反右”结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他解释说：“是为了积极奋斗，不是临阵脱逃。”是为了摆脱日常事务、专致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高峰中的1970年3月7日，也是在东湖客舍，毛泽东却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奉劝“九大”党章上规定的唯一的接班人林彪，也不要当国家主席。1974年的7月4日，病重中的毛泽东，在东湖客舍要秘书打电话给北京的周恩来、王洪文，决定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代行总理职务。不论是反对林彪当国家主席，还是决定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些党和国家的大事，都是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拍板的，保证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中，而没有落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之手。这是毛泽东晚年对党和国家的杰出贡献。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少数民族败类、分裂主义分子发动叛乱，妄图搞“西藏独立”，将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此时，坐镇东湖客舍的毛泽东，镇定自若，密切注意形势发展，确立了以“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平叛策略，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指挥西藏平叛大军，一举平叛，捍卫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迎来了西藏历史上的永恒的春天。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当了“徐霞客”，周游各省，巡视到武昌，收到了林彪送来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完全违背会议主题的发言，盛赞道：“此件通看了三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把崇拜个人迷信推上了极限。这是林彪继1959年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又一政治投机的资本。可是天有不测风云，4年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读到了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也即臭名昭著的“政变经”后，一种无名的忧愁袭上心头，识破了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伎俩。为了排遣心中的愤懑，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预计在中国要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断定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这是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原因的一个重要文件。早在1967年7月，也是在这里，毛泽东对林彪封他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产生厌恶之心。1969年10月，林彪擅自以战备为名，背着中央和他调动军队，发布所谓“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毛泽东在东湖客舍读到报告后，十分恼火，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说是“捕风捉影”、“烧掉”。随后自己划了一根火柴，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付之一炬，林彪从此在毛泽东心目中一落千丈，为日后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林彪当国家主席作了铺垫。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加剧了中苏两国、两党的分歧。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基本问题的总看法。为了回答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批驳苏共的“修正主义”论调，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开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毛泽东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王任重、吴冷西、王力、姚臻、范若愚等召到东湖客舍开会讨论，并要秘书打电话到北京，听取在京的外国兄弟党同志的意见，邀请朝鲜金日成、越南黎笋来武昌东湖客舍提批评修改意见，共同修改文件。
这封复信，最后于6月14日致函苏共中央，6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震动了国际共运，也震动了西方世界。
赫鲁晓夫以反个人崇拜为名，大反斯大林、焚尸扬灰，毛泽东担心中国也会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中国也会像苏联那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1964年4月10日，在东湖客舍的毛泽东再次会见日本共产党访华团的袴田里见，向他披露了中共党内的“路线分歧”，并说在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有中央委员，有中央书记处成员，有国务院副总理。说什么“三和一少”是国际修正主义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修正主义纲领。毛泽东的这些理论，是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组成部分，成为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武器之一。
1966年2月，彭真、陆定一、康生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受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专程来东湖客舍向毛泽东汇报当前学术讨论情况，其指导思想是要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定在“学术”范围内，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造成更大的混乱和恐慌。这个汇报，又称为“二月提纲”。这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但他同意以中央文件下发。可他另一方面又指示江青搞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纪要》，提出了一系列与“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观点，尤其是“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将其引申到教育、卫生、出版、公安、体育等战线，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往往依靠个人的权威与强烈的个人崇拜，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中央集体领导的正确决定，将中国引入了“反修防修”的轨道，发动了毫无文化意义、革文化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7年7月，全国大乱，武汉大乱。毛泽东来到了东湖客舍，拟着手解决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以此稳定中南，影响和推动全国文化大革命。他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决定明年结束“文化大革命”，确定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更没有理由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导思想，成为解决全国文化大革命中派性的正确方针。他主张武汉地区几大派群众组织应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但由于林彪、江青的干扰，王力的破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O”事件。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他没有轻信林彪、江青的政变沦。林彪、江青把“七二O”事件”当做“反革命政变”。他清醒地觉察到陈再道不会搞“政变”，只是犯了错误，把“七二O”事件当做错误处理，嘱咐杨成武转告周恩来，要保护好陈再道。毛泽东的非同寻常的智慧与谋略，使全国全军动荡混乱的形势很快稳定下来。
也就在武汉“七二O”事件爆发前夕，全国造反派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打倒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口号声，声震大地，刘少奇与邓小平一起相提并论。中南海的造反派在江青、陈伯达、康生的策划下，由戚本禹指挥，同时批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夫妇。可在宁静的东湖客舍，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却轻松地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说，林彪身体不好，将来由邓小平来接替，邓小平要当中央常委，使极左大将王力惊愕不已。要不是亲耳所闻，是怎么也不会相信的。7月18日晚上，当周恩来向他告别返京时，毛泽东在梅岭l号的走廊上大声说，明年召开“九大”，邓小平、贺龙、乌兰夫都要进“九大”，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心思之深，深不可测。
1970年9月，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与林彪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了公开的较量，结果林彪损兵折将。毛泽东点名批判了陈伯达，全党开展批陈整风。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分别作检讨。林彪不甘心失败，阴谋东山再起。洞察一切的毛泽东，也清楚事情并没有完。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开始南巡，“游说诸侯”，在东湖客舍，一连住了10天，做党的高级干部的工作，宣传党的正确路线，批判天才论，揭露林彪的阴谋，高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的谈话，为粉碎林彪的武装政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都较好地执行了周恩来代表中央发布的有关命令，未放一枪，未流一滴血，就平息了这场叛乱，又一次挽救了党、军队和国家。
在东湖客舍，毛泽东与各国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打交道。会见了来自五大洲的党政要人、宗教界领袖、著名的新闻记者、学者。毛泽东字字珠玑的讲话，古今中外的旁征博引，生动幽默的谈论，令世界不少名人倾倒。1960年9月24日，也就是中秋节那天，他向应邀访华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宣布，关于接班人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确定了，是刘少奇”。他邀蒙哥马利去长江游泳。他又对美国友人说：你们三位不反对，愿意去密西西比河游泳，还要去医院拜访国务卿杜勒斯。一语既出，四座皆惊。他向朝鲜贵宾宣布，中国对朝鲜是“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领导人。1974年9月20日，他对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当时国际石油价格为12。83美元一桶，毛泽东、周恩来以7，5美元一桶，向菲律宾提供了100万吨石油，帮助菲克服因石油危机造成的困难。总统夫人回国时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1975年6月9日，中菲两国建交。
毛泽东是一位公认的大学问家。对学习孜孜不倦，手不释卷，能诗善书。在东湖客舍，他抓紧一切空闲，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披览24史、诸子百家、诗词曲赋。读、咏、诵、评点和书写中国古典诗文。他既具有学者思考探索的精神，又具有政治家讲究实际的务实态度，写下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评点和批注。即使在高温酷暑季节，毛泽东也勤读不辍。1969年6月3日，他夜读《南史。陈庆之传》，向往着一千多年前这位名将的叱咤风云、威武雄壮的战争场面。毛泽东也是一位指挥过千军万马所向披靡的卓越的军事家。北方边境陈兵百万，苏联虎视眈眈，联系自己一生的战争经历，不由得心“为之神往”。
在东湖客舍时，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天在睡前总要打二三次乒乓球，缓和一天的紧张的脑力劳动所引起的神经兴奋。毛泽东打球也搞“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有时打上一个好球，也会笑上半天。他没有高超的球技，但却能真正领悟到乒乓球运动的真谛，能真正把乒乓球技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1971年4月4日，他抓住世乒赛上美国球手格伦·科恩与庄则栋在车上赠礼一事，利用这一机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泽东用小球推动了大球，为他的乒乓球运动画上了一个惊叹号！1969年10月，毛泽东连续在梅岭礼堂侧球场观看了他的警卫战士与武汉警卫战士的篮球友谊赛后引发了他的深思，他告诉汪东兴，篮球比赛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后来在70年代，这成为中国运动员与各国运动员进行体育比赛的一项原则。
毛泽东是伟人，也是凡人。他生活俭朴、粗茶淡饭。解放后，曾九年不做一件新衣。线袜子破得不能再补。皮鞋破得补鞋师傅摇头。最好的营养不过是一碗红烧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到东湖客舍，就由李银桥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有时一天只吃一盘菠菜或野菜，腿都浮肿了。他始终与人民共甘苦，大公无私，堪称楷模。
毛泽东从不以领袖自居，而是平等待人。他与东湖客舍的不少服务员相识相熟，他同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说笑。他告诉他们要“多学些本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服务员待毛泽东也如一家人。端午节时，为毛泽东包上粽子；过生日时给毛泽东送上一碗面条，表达了人民对领袖的深深情意。1974年9月，他原在杭州熟悉的两位普通退伍女兵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热情接待，问长问短，临走时还安排她们去北京大学读书，一切费用都由毛泽东的稿费中开支。他真正与人民心连心。正是在这些平常的交往中，折射出一个当代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熠熠光辉，展示出人民与领袖水乳交融的情景。
星移斗转，时不待人。回忆已逝去的岁月，令人恫怅不已。在宁静的东湖之滨，虽没有毛泽东当年叱咤风云、“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业绩，也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但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的活动片断来看，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在这里，有多少重要思想诞生在这里，有多少影响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诞生在这里。毛泽东与党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并非要人们重新勾起美好的或苦涩的回忆，更不是满足人们对领袖逸事的好奇，而是希望能吸取历史智慧，以更加坚定的步伐走向未来。
一位哲人说过：一个没有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不知道珍惜伟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毛泽东是诞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位伟人。探讨毛泽东的精神世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揭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历史赋予了我们这一神圣的责任和权利。
毛泽东——这笔丰厚弥珍的历史财富是我们向新世纪前进的基石。根据历史发展的变化，在改革大潮中拼搏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必将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和精神，推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前进。
